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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者，湖北省、武汉市乃至区县政府都可以主动发布相应级别的预警信息。

学者们认为，理就是诉说出来的道，法理某种程度上就是法之道。3.西方的法理思想资源 西方经典法理学论著中有许多对法理的精深研究，西方法学家们的历史性贡献值得称赞。

2.中国哲学方法 有数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国哲学为法理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根基和丰富的学术资源。从会议成果和前期法理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在不同的学术范式、理论框架、问题意识、逻辑起点之下尝试为法理概念作出的定义，是具有科学性和理论魅力的。不过，法理研究进行到现阶段，我们更需要在法理基本概念上达成共识，尝试对法理概念作出定义式的阐释是必要的。加强法理学堂建设，推进与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协作，做好法理研究学术成果、研究信息、会议公告等的宣传推送。本次会议上，有的学者认为，天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概念，也是中国法理学一个本源性的概念。

此外，在当今高科技背景下，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方法也为法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科技手段，将极大促进法理主题的深入研究和系统研究[47]目前，军事法律法规制度和应急法律制度的主体框架已经建立，唯有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存在较大的空白。意大利则通过全面复兴罗马法而形成本国的法治。

道路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第三，中国的人权和法治奇迹。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曾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的人类文明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瑞典则把抵御海盗的习惯与罗马法相结合而形成本国法。

三是暴恐事件的发生率，新疆已经连续三年暴恐事件零发生，内地已经连续五年零发生。中国为国际反恐和世界安全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中国的法治道路和人权道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轴心展开的。这份宣言，宣告了法国王权历史的结束，同时也宣告了王权制度在西方的终结。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则是宗法人伦关系中义理的人，是内省的、礼让的、利他的、与人协和的道德主体。新中国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创造了三个奇迹： 第一，经济长期快速发展。

这就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人权道路的重大意义所在。因此，文化路向的差异最终决定东西方人权道路的特点不同。二是刑事案件的发案率，中国一年只有110万件左右的刑事案件，是世界上刑事案件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三是走出‘衙门，深入乡村。

人类开启用法律束缚王权先河的首份文件是用拉丁语写成的《自由大宪章》。法官、检察官不是官，是为人民服务的。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它在唐代达到了历史高峰。第三部分，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

我们已创立了不同于西方议会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古罗马法更是确定了一系列体现私人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法律原则。大革命的标志性成果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国的法治道路和人权道路，既承载着法治中国的进程，又决定着法治中国的成败，因此，认清和把握这条道路的特点和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且从未中断的大国，其任何道路都有独特性。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就是把西方的法治观念制度化，借鉴并移植西方人权制度，通过不断地引进与加工，完成了近现代的法治进程。

当然，在这一时期，与儒家相伴的还有法家思想。二战之后产生的《世界人权宣言》则为世界所有国家提供了人权与法治全新的标准，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共同结晶。

第二，都是依靠强有力的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它们的人权道路主要是政府主导，由知识分子、上层精英及社团组织助力，人民参与不够，发挥作用有限。

这被认为是中国创造的第二个世界奇迹。第二部分，红色基因留给我们的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我国而言，我们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地推进法治化。它们的法治与人权均是根据本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特别是根据本民族的文化而在内部产生的。虽然在解决人民的温饱即生存权方面，我们用四十年时间使8亿人脱贫，创造了世界人权保障奇迹，但要建成人权强国还任重道远。中国文化侧重对超验人生价值的追问，而西方文化则侧重现实的致用。

进入12世纪，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唤起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人性意识与罗马法的复兴贡献出来的宝贵的私人平等权利观念，就成为西方近代人权道路和人权理论的基本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魏玛宪法》，首次确立了生存权为基本人权，它是欧洲工人运动的结果，人权从此由自由权本位进入到生存权本位。

对于符合我国国情的人类文明成果，我们都要吸收和借鉴。在人权的司法保障上，我们也创造了独特的模式。

中国宪法记载着29种人权，许多也是我们的自我创造，具有广泛、全面而真实的特点。即使在神权统治俗权的欧洲中世纪，个人自由与权利平等的传统仍顽强地延续和发展着，甚至基督教中也有关于人人普遍平等的理念，把人看作是平等的、独立的、个体的人。

作为人生存、发展基本要求和主体资格的制度性人权最早发轫于中世纪的英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确立了天皇制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国家，韩国、新加坡是在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后建立了权力集中的威权政府，正是依靠政府超强的推动力，加快了各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我们既坚持走中国自己的人权道路，又注重人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高于其他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才产生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军事权等，它们之间不是平等关系。

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基本上走了相同的道路，各用几百年完成了法治化进程，最终都在世界人权史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里程碑。2020年中华民族将整体摆脱贫困，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中国文化侧重于人生价值的完满，而西方文化则侧重人生具体目标的实现。在最早的党纲中即表达了对自由与人权的向往和追求。

在人群中做人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目标。【来源】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季刊）2020年第1期，脚注从略，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